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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史记.论六家要旨》对现代生活的启发(七篇连载)

Writer: 山水闲人Jane山水闲人Jane

Updated: Oct 13, 2023




总论

经史合参的重要性

​​近代到现代,人类历史和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开始进入电子和数字时代,电脑和人工智能突飞猛进,人类的未来何去何从?我们是否跟古人有了很大的区别?


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从黄帝开始,我们就有50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山海经》里查阅,我们就有200万年的历史。到底是多少年,这里先不讨论。中国古人讲, “500年出一个圣人”,如果按照这样计算,孔子以后又过了500年,就出了汉代的司马迁。孔子整理文化典籍,是从尧典开始记载的。司马迁就把尧以前的上古文化都补齐了。司马迁并不只是一个史学家,如果大家能够把《史记》全部读完,就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的全才。《史记》的全文除了历史记载以外,《史记.书》的篇章,包括了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一切天文地理历法的知识都在里面。


《史记》是距今2000年前司马迁所著,我们需要仔细阅读,细细思量。《史记》当中对诸子百家文化的总结是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这一段“论六家要旨”是司马迁的父亲太史公司马谈对于当时的六种主要文化派别做出了评价和对比,实在是非常高明精妙。


原文如下: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我们从第一段开始读: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动荡,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诸子百家”的时代。因此,太史公先引用孔子在易经里面的解释做一个概述:天下的真理是一致的,只是大家的思想方法和见解各有差别和不同,学术门派不论走的哪条道路,但是最终还是会回归到一条真理的道路上来。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派系有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这六家学术派别,是为了对治人类社会和生活上的各种问题而产生的。”省“,这里是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各个学派所教导的方法和着重点不一样,讲的道理有多有少,也有简单或者复杂的区别,有些方法简约易行,有些方法繁缛难行。


读中国的古书,必须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来读,才能够明白当时文字的含义。这里引用汉代初期的历史背景作为参考,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理解。西汉建国以后,因为秦朝的法家治国非常严酷,人民生活痛苦,因此汉朝初期的政策是休养生息,也就是后世说的“外示儒术,内用黄老“。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刘恒,就是汉文帝,继续沿用汉初的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文帝的皇后是窦姬,后称窦太后,这个窦太后也是喜欢黄帝、老子学说。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刘启,也在母亲的影响之下学习“黄老”学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文帝和景帝的时期,儒生一直得不到提拔和重用。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窦太后被尊太皇太后,有很多儒生不满一直得不到重用,鼓动汉武帝推新政,提拔儒生。因为窦太后的反对,武帝一直不能实现新政,直到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推行新政,启用儒家学者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君权神授”的新政。


这一篇“论六家要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整理出来的。这六家的学派的内容,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简单。2000年以前,中国的文化就已经到达了人类历史上智慧和成就的最高点,如果现代人能够仔细研究每一个学派的内容,就能够知道,现代产生的学派,同样是“同归而殊途“,只是讲解的方法和文字有变化,内容始终不能超越古人的智慧。这也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客观学习的关键。​​​​​​​​​​



浅谈《史记.论六家要旨》对现代生活的启发(七篇连载之二)


顺应自然的阴阳家

​​太史公评论六家学派的精要,有他的固定意义,先后顺序也是有他的道理。我们需要仔细体会,为什么六家要旨的第一家要从阴阳家开始说?所有六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2000多年前鼎鼎有名的人物,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成就,每一个人都是通晓各种学问,然后各有不同的专长。这六家学派可以代表了诸子百家的所有学问,不但能够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跟我们人类社会生活有着千古不变的关系。太史公把他们的精要之处罗列出来做一个总论,旨在于为世人指点迷津,为后世留下千古不变的真理。其用心良苦,实在应当让我们后人感激涕零,顶礼膜拜。


第一家从阴阳家开始讲,是因为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法则是顺应自然,这是天道,不能违背。接下去是儒家,人类顺应自然能够生存的情况之下,就要讲究仁义道德,这是人文文化的重要性。第三个学派是勤劳俭朴的墨家,俭朴的生活态度是养家糊口,勤劳致富的根基。第四个学派是法家,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就可能产生腐败,就需要法家的法制健全和明确人们的责任担当和讲诚信。接下去,第五个学派是名家,经济,文明和法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有人钻法律的空子,名不符实的情况越来越多,就需要正名求实的名家做派。最后太史公以道家收尾,因为诸子百家都出自道家,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最终人类还是回归一个“道”,就是合理地诠释了“天下同归而殊途“。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对于不对,有待各位聪明人自己去体会。下面我们继续读六家要旨的正文,太史公从阴阳家开始讲: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太史公说,我曾经自己研究过阴阳家讲述的道理,有很多关于避凶趋吉的内容,人们就产生很多的禁忌和避讳,禁忌避讳太多了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太多的约束,就会让人们感到畏惧害怕。但是阴阳学派讲述一年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却是人们需要遵守而不能丢弃的。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阴阳家这个学派,讲述的内容很多,包括阴阳五行的变化规律,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易经八卦的法则,12个月份的变化规律(太阳历,太阴历),二十四个节气的变化规律。这些规律,在阴阳家学派的讲解里,是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自然规律。但是,要是说到“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意思是,如果遵守这些规律,生活就会吉祥顺利;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律,人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危险甚至死亡。太史公说“未必然也”,事实上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吉凶预测不见得都是准确的。这样严格复杂的规矩和要求,就给人太多的禁忌和避讳,就有可能让人会产生畏惧。这一点是阴阳学派的问题。但是阴阳学派的精要之处,是强调天地自然的规律,一年四季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天道的大经”,就是宇宙天地自然变化的大法则,这样的自然规律是不能违背的。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在地球上共同应当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所以说,人们应当遵循一年四季自然的变化规律,调整自己的生活和饮食,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能丢弃的。


阴阳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邹衍,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司马迁评价邹衍是战国时期“稷下诸子之首”,称“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邹衍的学说源于易经和道家,又在天文地理自然科学方面有进一步的发挥和更详细的讲解,他的学问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因此有“谈天衍”的美誉。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述了阴阳家的来历和社会地位:“阴阳家之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不像孟子处处受到冷遇,邹衍在战国时期是非常受欢迎的。邹衍走到哪里都受到各国国君的亲自迎接和款待。他不仅在齐国受到尊重,到魏国的时候,梁惠王自己出来远接高迎,与他行宾主的礼节;到了赵国,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席位;到了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除道路为他作先导,还心甘情愿地坐在弟子的下位听他讲学。


阴阳五行是阴阳学派的主要内容。阴阳五行的概念,很多人不太清楚,特别是现代人,一听到阴阳五行,就会跟男女或者看相算命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宇宙自然界中每一个事物都是由阴阳两股力量组成的,天地之间从大到小的事物都分阴阳。比如太阳是阳,月亮是阴;天是阳,地是阴;白天是阳,夜晚是阴;动代表阳,静代表阴;男人是阳,女人是阴;好事是阳,坏事是阴;手背是阳,手心是阴;左手是阳,右手是阴;五脏六腑有阴阳之分,再小到我们生物课学习过的染色体,也是成对的阴阳,由两个部分组成,即“臂”,分为短臂和长臂。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与佛家的”四大“相似。在司马迁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佛教是在汉明帝时代从印度开始传入中国,然后到唐代达到鼎盛。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把物质世界分为五种元素,物质世界由这五种基本元素不断循环变化组成,“五行相生相克”。研究阴阳五行,就是研究天文地理历法,整个宇宙包罗万象的知识。


邹衍把阴阳五行的理论运用到社会的变动上,还创立了“五德始终说”,他提出王朝的兴替符合五行的更替,提出了“五德始终”的历史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理论,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秦朝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不仅在当时受到重视,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的《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这些著作都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董仲舒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相结合,开启了汉代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先河。


邹衍也是地理学家,他创立了“大九州”的说法。邹衍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一段比较好懂,就不用解释了,邹衍当时就讲述了地球上有大洲大洋的理论,说中国所在之地是海洋中的一个大洲。这样一位博学的人,难怪在当时那么受欢迎。


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好像已经不受气候的影响了,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因为交通运输的发达,我们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食品,还有一年四季的蔬菜水果。古人有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说,天亮了,就起床工作,天黑了,就睡觉休息了。阴阳五行四时的法则,不光是以年来计算,一年12个月,分6阴和6阳,一天是12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也是分6阴和6阳,这些都是顺应自然的规律。道家有“活子时”的说法,就是说修行的人到了一定的功夫和修为,就可以随时把一天当中任何一个时辰转成活子时,就是可以随时都在调养身心,不需要受四时之序的支配了。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我们平常普通的人,就没有这个本事了,还是需要顺应自然的规律才对身心有益。


但是,我们现代人,特别是都市人,很多都是白天和黑夜颠倒,白天睡懒觉,晚上深夜以后才睡觉。我们现在不分季节和地区的饮食和不分时间的生活方式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现代人需要深思的。我们与古人都是一样的肉体,都是一样的基因结构,我们有什么本事可以翻天覆地,不需要遵循自然规律生活了?现代人一直认为我们的医学发达了,医疗条件更好了,好像寿命是增加了,其实按照古书里面的记载,例如《黄帝内经》里的说法,上古的人,平均寿命都在100岁以上,而且是无疾而终,就是说没有什么病,寿命到了,就自然死去。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疾病缠身,无疾而终的人的确是少数,很多人都死于病痛的折磨。


人类可以运用聪明才智改善生活条件 ,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改变自然的愿望与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活并不矛盾。为什么我们现代人不愿意顺应自然规律生活?如果能够调节生活的节奏,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并且在饮食上保持节制,不吃反季节的食品。古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就是就地取材的意思。如果只吃附近生产的蔬菜水果和食品,就能够减少很多运输过程中的保鲜剂或者防腐剂的成分,这样的饮食自然会更加健康。


古人有一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顺应自然法则和规律生活,少一些疾病,少一些烦恼吧。正如太史公所说:“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浅谈《史记.论六家要旨》对现代生活的启发(三)


崇礼尚贤的儒家

​​儒家是国人最为熟悉的学派之一。我们尊孔子为圣人,也尊孔子为儒家的教主,尊孟子为“亚圣”。2000多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文人墨客都在讨论孔子,现在不光是中国人学习孔子,外国人也学习孔子,全世界都有孔子学院,儒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有这样一个比喻:“佛家是百货店,道家是药店,儒家是粮食店。”佛家是百货店,人们没事都可以进去逛一逛,什么东西都有,一应俱全。道家是药店,身体保养要依靠道家,生病的时候需要道家。儒家是粮食店,人每天都要吃饭,不吃饭就要饿死,在精神上我们每天都需要儒家的精神食粮。


儒家思想注重礼乐治国,以实现天下大同为崇高理念。儒家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就是伦理道德。《礼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类懂得伦理道德,如果不懂,就跟会说话的鹦鹉和猩猩一样了。我们人类每天都需要这样的精神食粮,不然就变得与禽兽无异。这就是崇礼尚贤的重要性。


我们继续仔细阅读太史公对儒家的论述: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儒家学说讲求学识广博,但是要学得太多就很难做到每一样都学得深入精要,这样花费了很多的精力,收到的成效却很少,因此,这样求学的要求,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做得到。然而,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遵循君臣父子之礼,夫妻长幼之别,这是我们生活上不能违反改变的。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儒家要求学习“六艺”的全部内容,这六艺包括的内容太多,教导的弟子成千上万,代代相传,几代人都不能完全学通。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花一辈子的时间,都不能全部学会,所以叫做“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是说到儒家要求的人伦道德,遵守君臣父子,夫妻长幼的礼节,这一部分的内容是诸子百家都不能改变的。


什么是六艺呢?中国自古就以礼仪大邦自居,从周朝开始,就有传统的六艺。就是:礼,乐,书,数,射,御。


礼:礼仪,周朝的礼节非常严格,吃穿住行,待人接物都有礼仪。

乐:音乐和艺术都包括在这里。

书:读书识字,书法和写作的本领。

数:数学。

射:射箭。

御:骑马,驾驶马车的本领。


这六艺包含的范围太广,在中国历史上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全才并不多。大多数的人,要想学有所长,都是一门深入地长时间的学习和钻研,成就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专业领域的专才,成为对社会和人类有贡献的人。


太史公指出儒家学派的问题是贪多。平常人不可能做到文武全才,什么都要学会而且样样精通。这也是对现代人的一个警示。现代都市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造成了拔苗助长的风气,不断给孩子们上辅导课,增加课外的课程。殊不知,知识越是求多,越是容易学得浅薄。有一句俗语是:“猴子扳苞谷,扳一苞,丢一苞”。就是形容学一样东西还没有学好,又去学另外一样,以前学的也丢掉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学好。


现代人对于这六艺同样有误解和盲目的追求。比如说,现代都市有钱人送小孩子们去学习骑马,好像是学习贵族运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也是一种怪现象。古代的时候学习骑马,是因为交通不方便,马是古代的交通工具,因为马很昂贵,所以古时候也只有贵族才能承担这样的费用,贫民就只能跟在马后面跑。现代的西方人骑马的也不都是贵族,美国的牛仔都要骑马放牛,不能说骑马就是贵族的运动。现代人有汽车,轮船,飞机,交通极大的发达和便利。六艺里“御”的本领,也不一定是要学骑马了,可以理解成,学会开车就可以了。这也是现代人思维上的矛盾的怪现象,一方面批评古人,一方面又生搬硬套,不懂得运用古人的智慧进而变通,适应现代的生活。


现代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还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儒家就是孔子,孔子就代表儒家。其实不然。现代人批评儒家,就把孔子一起批评了,后世儒家的错误都算在孔子的头上,这是不对的。后世的儒家学者尊奉孔子为儒家教主,但是天下的事情一般都是这样,教主讲的道理和教主的能力,并不是后世学生能够全部学会的。孔子本人是六艺全部都通的全才,后世的儒家学者要达到孔子的成就,是很难的。孔子有三千弟子,没有一个弟子能够学尽孔子的学问。孔子自己亲口说只有颜回有这个天赋,但是颜回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孔子也是因材施教,我们从《论语》中就能看出,孔子对于每一个弟子的教育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圣人的智慧。


孔子和老子是一个时代的人,秦汉以前的儒道是不分家的。六家要旨里的“道“家,是指的”黄老“这个系统的”道“,是中国文化最精华的那个原始根源。孔子也讲“道”,《周易.系辞》里有孔子讲的“道”的内容。因为形而上的道,平常人不容易懂,所以孔子给他的弟子也讲得少。孔子讲“仁”,这个“仁”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理解成“道”的运用,孔子是希望把“道”用在人文方面。


因此,儒家的问题在于孔子之后500年,到了司马迁的年代,儒家学者还要一直强调学习全部的六艺,还有“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说法,因此造成后世的儒家终极一生追求广博的学问。要广博还要精深就很难了,所以太史公才有了这评论之说。


传统儒家的六经就是孔子整理编著的,孔子整理了《礼记》,《乐经》,《诗经》,《尚书》,著《春秋》,注释《周易》,有如此伟大的成就。司马迁是非常推崇和赞扬孔子的成就,我们可以读以下的一段对于儒家六经的评述: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周易》记载了阴阳五行四季变化自然的法则,它的精要之处在于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和法则。《礼记》讲述了人伦道德,精要之处是规范和指导人类的行为。《尚书》讲述了历代先王的事迹,精要之处是指导人类处理事情的方法。《诗经》记载了山川河流,植物动物的内容,精要之处是社会风气和民风的教化。孔子把《乐经》整理出来,精要之处是调和身心,和谐生活。孔子著《春秋》明辨是非,精要之处是让我们学会怎样看待和评价人和事。


太史公非常推崇《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自己说:“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要理解孔子,就要把《春秋》读懂,要骂孔子,也需要把《春秋》读懂了。


我们从小就知道一种说法,叫做:“有知识,没文化”。还有一种人,叫做“书呆子”,这些说法都是由来已久,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能死读书,变成“水泥”脑子。现代人读书,选择专业喜欢选择热门专业,选择以后能够赚钱的专业,大学里面的学科,例如,商科,经济,管理等等,都是热门专业。这与我们祖圣先贤的教育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古人说:“知书达理”,读书的目的是要明白做人的道理,道德品行是最重要的。不论一个人学习多少知识,如果没有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不懂得基本的人伦道德,这样学习再多的知识也没有用处,还很可能用在不当的地方,走错了路以后才追悔莫及。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句话就可以作为孔子思想的总结,也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首先在于道德和仁义,然后才是学习不同的专业。“天生我才必有用”,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学好,再量力而行,选择一种专长,发挥自己的长处,才是正道。我们借用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的话作为鼓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德和觉性。



浅谈《史记.论六家要旨》对现代生活的启发(四)


勤劳俭朴的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的思想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很大的。2016年,中国发射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称为“墨子号”,用来纪念墨子。


秦汉以前,中国文化是以儒墨道三家为主流。佛教是在汉明帝的时候才传入中国,然后在唐代的时候到达鼎盛时期,在宋代继续发扬光大,跟本土中国文化融合,进而形成了唐宋以后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文化。儒家,墨家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派系,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到了战国后期,墨家又分为秦墨,楚墨和齐墨的三个学派,甚至当时的墨学影响超过儒家。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则归墨(墨子)”。因此,太史公同样把墨家的学派放在重要的地位。


我们先看太史公的论述: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墨家的学派要求生活俭朴,一般的人很难忍受,这样的要求不能够让大多数的人遵循和效法。然而,墨家的优点是强调回归根本,节约用度,这样的好习惯不可以被人们放弃。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墨家学派是崇尚尧舜的生活方式的。以勤俭朴实而为美德的生活方式是:“住的是矮矮的只有三尺高的茅草屋,用土做的台阶只有三阶,屋顶的茅草也不加修剪,搭建房子用的树木条也不用刮削。吃饭和喝水用的容器是最简单的土烧容器(陶器)。饮食上吃的是粗粮和野菜羹。夏天穿粗布做的衣服,冬天就裹一个鹿皮取暖就可以了。”墨家学派的弟子的葬礼非常简朴,只做一副薄三寸的棺材就行了,送葬的人也不会像普通人放声悲痛大哭,而是非常有节制。墨家提倡所有的人都以这样的标准来办丧礼。如果所有的人都按照墨家的俭朴标准而生活,那么就能实现天下大同,天下的人民就能实现平等,就没有贵贱富贵之分了。但是,时代也在变,每一代人在变,每个人做的行业和职业都不一样,所以,这样特别俭朴清苦的生活方式很难让大多数的人都接受。但是墨家学派倡导的“强本节用”,回归根本和俭朴节约的生活理念,是人们能够养家糊口和逐渐富足的根本道理。这是墨家学派的长处,即使学了其他百家的长处,也不能放弃墨家的俭朴节约的生活习惯。


墨子的全名是墨翟,他的学问和本事都很大,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墨子是宋人的后裔,宋就是殷商的后裔,所以墨子的思想,继承了殷商的传统,不但“尚天”,也尚鬼。所以,民间所流传鬼会找坏人的观念,并非孔子思想,而是墨子思想的传承。墨子效法大禹治水的精神,在生活上完全走大禹的路线,生活上非常勤劳而俭朴。墨子的思想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自己可以完全无私地奉献,从头顶到足心,都可以牺牲。


墨子有侠义精神,就是我们常说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直到现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墨子这种侠义的精神。侠义精神就是见义勇为,帮助弱小,困难或者痛苦的人。有一次,楚国要想攻打宋国,墨子就到楚国去,劝楚国不要出兵攻打宋国。当时楚国有名的公输班,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工匠祖师鲁班,发明了许多攻城的工具和武器。墨子说,你这些武器没有用,我有办法破解你这些武器。如果你不信,我们可以比试一下。公输班就把他设计制造的工具武器都拿出来演练,都被墨子一一破解了。公输班最后没有办法,就说,我还有一个武器没有拿出来。墨子说,我知道你想怎么样,你想把我杀掉。但是,我既然敢来,就不怕您杀我。我有很多学生,我的本事都已经传授给他们了,他们的本事跟我一样好,甚至比我还高明。你今天杀了我,将来有千千万万个墨子站出来对付你们楚国,绝对不允许你发动侵略战争。就这样,墨子一个人就平息了一场宋国和楚国的战争。


墨子收了很多学生,就是当时的墨家。墨家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组织,有着严格的纪律,墨家在战国时期的势力非常大,他们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子的学生叫做“巨子”,当时各国都有巨子,每个巨子都领导一部分墨家的成员,称为“墨者”,墨者中从事商谈辩论的人称为“墨辩”;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墨者,称为“墨侠”。所謂“墨子之门多勇士”,“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墨子对于“勇敢“有非常清楚的见解,他说:“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夺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而斗而杀之,是恶勇,非好勇。”意思是,世界上的人,都是会保护照顾自己喜爱的,丢弃或者销毁自己厌恶的。一个人要是听到哪里有勇士就去跟他比武甚至杀死他,这是恶性的勇,不是真正的勇敢。墨子提倡的真正的勇敢,不是争强好胜,去与人打斗,甚至杀人,而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安宁幸福生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义不容辞。这才是大勇。人类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的人,都是恶勇,为了个人私欲,穷兵黩武,弄得生灵涂炭,家破人散,最终害人害己。


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意思是,人们的生活由节俭进入奢侈很容易,由奢侈进入节俭就困难了。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奢侈与浪费的事情就开始越来越多。奢侈和浪费,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起2000年前的人,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都市人更加奢侈和浪费。


怎样能够勤俭持家,避免入不敷出?这都是我们现代人需要仔细考虑的事情。现代西方经济学推崇“消费刺激经济”,人们可以贷款买任何的东西,实际上的本质是,我们不仅花掉了我们现存的钱,而且还花掉了未来的收入。现在的房子,车子,家用电器,家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贷款和分期付款,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不懂得合理安排和计划,一夜之间就可能一无所有。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都习惯存钱的,然后存够了一笔钱,再去买一样东西。如果买不起,就再等等。俗话说:“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就是说,人们应当量力而行,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这些道理都是我们从小就懂的,强本节用,回归我们中国人的俭朴节约的好习惯,才是生活富足的基础和硬道理。我们从小就会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现在经常看到餐厅里面的聚餐,剩下了很多饭菜,就觉得很难过。从黄帝,到尧舜禹,到墨子,直到现在,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并不是吝啬,而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我们需要重新找到自己的根,找到人生幸福的基本点。


墨家学派的内容很多,从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到自然科学,物理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等,有待我们现代人自己继续去研究和发扬。



浅谈《史记.论六家要旨》对现代生活的启发(五)


尽明职分的法家

​​说到法家,现代人可能比较熟悉,因为经常可以看到关于秦朝的电影和电视剧。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要从管仲开始,还有乐毅,子产,吴起,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直到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和李斯,都属于法家。


我们先读太史公的论述: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法家主张的君主和臣民都要遵守自己的本分和职责,则是不可更改的。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不论亲疏远近,不论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这样就没有亲情和人情可以讲,与亲人和尊长的亲情和恩情就断绝了。这样的做法,可以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偶尔用一次,可能就是历史上的英雄,但是却不可以长期执行,如果长期执行的话,就变成六亲不认,最终众叛亲离。所以历史上说很多法家的人完全讲法制,不顾人情道义,是“刻薄少恩”的人。法家的精要之处在于主张“明分职不相逾越”,就是说要遵守自己的本分和职责。不论君主还是臣民,都要遵守自己的本分,责任和义务,不能做出逾越法令和规矩的事,这是诸子百家的任何学派都不能更改的。


诸子百家都出自于道家,法家也同样出于道家。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道家是讲究仁慈,清净无为的。讲究清净无为修道的人,怎么会苛刻严酷呢? 这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的掌握分寸的问题:“过与不及都不好”。道家的人都要修行,修行的人要守戒律,守规矩,就会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严格以后,就会把这样的要求推广到身边或者周围的人,也会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和别人都严格到一丝不苟,铁面无私,就是法家了。我们平常人还很难做到法家的这一点,人们一般都是对自己比较宽容,对别人比较苛刻。我们经常说,做人应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于自己需要严格,对于别人需要宽容。这个宽容的限度怎样掌握?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定了规矩,到执行起来的时候,就要看每个人的执行力度了,也就是人情道义和法令规范都要兼顾,都要做得合适。


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随着文明和经济的发展,社会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复杂就越难调控。古人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疏“就是简明的意思,反过来的意思就是法网越密,可钻的漏洞越多。司马迁写《史记》的年代是汉武帝的年代,当时的法令已经不同于汉初时候修养生息的简明法令。《史记.高祖本记》里有记载,汉高祖刘邦入关中,废除了秦朝的严刑峻法,只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经过汉朝初期的修养生息,到了汉武帝的时期,法律规范就开始越来越复杂了。汉武帝是非常精明的人,也精于法令,法令文字写得越多,漏洞也就越多。越懂得法令的人越会犯法,越会钻法令的漏洞。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朴实的民风和人情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在人情道义和法令规范上都做得恰到好处,就能够国富民强,例如春秋时期的管仲。管仲担任齐国的宰相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仲最有名的一段话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意思是,国家政府的府库财富充盈,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能够安稳而有保障了,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君王的享用要有一定制度和限制,才能得到六亲的支持和依附;“四维”,指礼、义、廉、耻四种纲纪,是中国传统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标准。如果这四维的价值观不能在社会中盛行,国家就会走向灭亡。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


在人情道义上完全不留余地,只顾法令规范,就会“作法自毙”,这是《史记·商君列传》里记载的商鞅自己的叹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坚持严格执法,违法必究,那个时候还有“连坐”的法律。一人犯法,还要连累家人。连当时的太子也不能逃脱责任,当时的秦孝公的太子犯法,太子的师傅就要被问责受罚,所以当时的太子太傅,公子虔就被商鞅处以刑罚。虽然商鞅变法是成功了,但是秦国的贵族公卿都对商鞅恨之入骨,最后商鞅的结局也是悲惨的。


另外一个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李斯,是荀子的弟子。荀子和孟子都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在对人性的分析上,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要靠后天的教育来纠正人性的恶习,儒家都是讲仁义道德教育的。韩非子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追求功名富贵,却抛弃了仁义道德,李斯跟他的老师荀子说:人都没有饭吃了,还讲什么学问道德,荀子就把李斯赶走了。后来李斯到了秦国做了宰相,还因为嫉妒害死了韩非子,虽然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但是李斯的结局同样是悲惨的。


在平时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可能碰到人情和规范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人情和规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千古的话题。人类是群居动物,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礼仪和情感上。中国人自古就讲人情道义。在人际关系上面,不论是工作关系,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孩子们的交流,都有这样的分寸问题。我们是否能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之下,也不伤害彼此的感情?例如,小孩子要糖吃,是给还是不给?吃多了会影响牙齿生长,不给的话,又觉得孩子想吃,很可怜。这就是作为父母的矛盾心理。古人说“恩生于害,害生于恩”,严格管教孩子,打骂的目的也是爱,父母亲一边打,一边自己流泪;另一方面,过分的纵容就是溺爱,反而害了孩子。中国人的传统教育是守规矩,现代西方人又说要自由,发挥个性。讲规矩还是放任自由,这样的分寸,怎样掌握?


太史公说,法家主张的“明分职不得相逾越”是任何学派都不能修改的。可见这是人类社会的真理,因为道德上的本分和职责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任何学派都不能放弃这样的主张。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要守本分。每一个人都应当明白自己的本分和职责,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做人做事要讲信用,要有责任心。古人讲尽忠职守,诸葛亮说的一句千古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让多少人落泪和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要担负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家庭的责任方面,例如,学生的本分是听话和学习;成年人的本分是养家糊口,教育子女,赡养老人;老年人的本分是颐养天年,为年轻人做个榜样。社会责任的本分就是职业道德。做农民,做手工艺者,做老师,做职员,做商人,不论做什么职业,都要讲诚信和责任心。


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自己的本分和职责呢?如果做不到会怎样呢?我们可以在古人的智慧中去寻找答案。


《庄子.人间世》里面有一段孔子讲的人世间的哲学:“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意思是,人世间的事情,不论大小,很少有圆满完成,皆大欢喜的结果。在人世间做人做事是很难的,有三种情况和结果。第一种情况,“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在接到一项任务和工作的时候,如果事情如果没有办成,就可能有“人道之患”,古时候,如果皇帝交代给大臣办的事情,没有办好,就会受到刑罚甚至杀头的危险。在现代的社会,如果职员失职,就要受到同事和老板的埋怨,如果公司管理层失职,经营不善,欠下无数的债务,就把公司搞垮了,同样是人道之患。第二种情况,“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如果事情做成了,还是会有“阴阳”的后患。阴的祸患是指做成功的事情是坏事,古人说“丧尽天良”,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冥冥之中就会受到报应,现代人同样有这样的问题,事业做成功了,是否是正当的事业,是否符合道德,是否合法,是否合情合理?靠欺骗得到的财富和成功不会有好结果。阳的祸患是指,如果做成的事情是好事,成就了功业,就会功高盖主,就会遭人嫉恨,“羡慕嫉妒恨”同样是现代人流行的一个词。第三种情况,“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不论成功与否都不会有祸患的人,只有那些有最高道德和得道的人才能做到。


这一段话,不管到底是庄子借孔子的名义说的这一段话,还是孔子的确说了这一段话,都是给我们讲述了人生做人做事的哲学和指导。凡事都应当以伦理道德为先,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问心无愧,才不会有祸患。要想怎样选择,还是在我们自己。



浅谈《史记.论六家要旨》对现代生活的启发(六)


正名求实的名家

​​名家学派也叫做名辩之学,就是现代人说的逻辑论辩的意思,在印度叫做因明学。战国时期,西方哲学也分为两派,一派是知识论,就是只注重学问上的论证;另外一派叫做经验论,就是说,光凭知识来论证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实证才行。名家的学者们知识丰富,能够纯熟地运用语言作为辩证的工具,对于语言文字的掌握非常精湛,思维敏锐,有极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智慧。


跟据《汉书》的记载,名家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礼官。从法律开始成文开始,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类似律师一类人,他们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因此称他们为“辩者”。墨家也有类似这样的人,叫做“墨辩”。名家又分为“合同异派”和““离坚白派”,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邓析,宋鈃,尹文等等。


我们继续读太史公对名家的评论: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名家学派让人约束(在知识的逻辑辩论里),往往就会偏失了真理的真实含义;但名家注重正名求实,就是查证名称和概念的真实性,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以不查验清楚的事情。

(前面讲到墨家的时候,也有一个“俭”字,墨家的俭是俭朴的意思。这里名家的“俭”,意思就不一样了。根据说文解字,“俭”的意思是:俭,約也。約者、缠束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名家的学者们在知识逻辑上严格细致地考察推敲纠缠,反而让自己不能明白真理的真意。过于专注在知识的逻辑辩论上,却失去了人天性中的实际内容(“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所以说名家是“使人俭而善失真”,学的知识越多,在知识逻辑上面去寻找真理,反而会被知识困住了,越来越迷茫。但是,名家的优点和精要之处,是“控名责实”,就是需要考察证实名称和概念的真实性,“叁伍”是易经上面的词,代表卦的第三爻和第五爻,就是从内到外都要搞清楚,每一个方面都要核实,这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的。


太史公在这里很明确地提出来,如果只在名称和概念上进行逻辑辩论,就可能迷失了真理,这是名家学者的问题。这里的“真理”是悟道和得道的意思,诸子百家都是在以不同的方法追寻悟道和真理。中国古文的文字,经常都有一字多意的情况,用在不同的句子里,就有不同的意思。我们现代人可以理解成咬文嚼字的意思。这个咬文嚼字的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话题。字面上的逻辑讲得再多,还是不能悟道,明白生命和宇宙的真理。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而又损,以至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学习知识上,就要每天勤奋多学,多多益善;但是知识越多,烦恼越多,凡是搞思想,搞逻辑,搞哲学的人,很多都是越研究越糊涂,最后就迷失了。所以,老子说,要想“为道”,真正懂得宇宙包罗万象的真理,就需要做减法了,把学会的知识全部丢掉,返回清净心,清净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能什么真理都明白了。


老子的这一段话非常难懂,我们可以借用佛经来进一步理解,佛经里有一个词叫做“世智辩聪”,是指人世间的学问和智慧,不同于般若智慧。佛说:“我法妙难思”。真理和般若智慧,没有办法用世间的智慧去理解,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和文字解释清楚,说得再多也没有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方法不对,走叉了道路,说得理论越多,越与实际情况不符合,越走越远。历史上有很多头等聪明的人,都不能悟道,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所知障”,被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困住了。禅宗佛法里有一句话:“依文解字,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允为魔说。”就是说,如果按照经典里的文字,咬文嚼字,就很容易理解错误,就是曲解了过去,现在,将来的所有的佛的教导;如果讲出来的道理,与经书里的内容稍有偏差,哪怕只差一个字,就不是佛说的,而是魔说的。所以,如果只注重文字逻辑的辩论,走得过头了,就会出偏差,与真理相违背。


我们可以在《庄子》里找到庄子和惠施的精彩对话片段,进一步理解名家是怎么回事。惠施是战国时期宋国人,就是惠子,他是名家的辩论高手,他与庄子是好朋友,经常一起辩论,惠施死后,庄子很难过,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在这里可以引用一段庄子对惠施的评论: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庄子说,惠施的学问大得很,加起来用五辆马车都装不完,惠施用繁杂的逻辑辩论来阐述真理,他这样逻辑辩论的言辞并不能把真理讲清楚。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庄子接着说,惠施是通晓逻辑辩论的人,他用这样逻辑辩论的方法来论证天下的真理。天下喜欢辩论的人也对这种方法乐此不疲,喜欢辩论的人跟惠施一样,一辈子都辩论不完。


现代的学术界和科学界也有这样的问题,研究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能返本溯源,最后迷失了方向。比如,科学界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我们这个宇宙的起源是一个大爆炸,然后我们的宇宙是在不断的膨胀。那么,膨胀到什么时候?然后会怎么样?大爆炸之前,又是什么?这样的论题,是人类一直在讨论的,终极一生都说不完。这样最终还是不能找到根本的真理。爱因斯坦研究量子力学,物质分到不可分的时候,物质是哪里来的,爱因斯坦就迷失了,又回归宗教了,推给上帝了。这些都是因为思维被名称和现象所套住了。不光是学者和文人会被名相套住,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一叶障目“,我们都有自己的主观和看法,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就造就了自己的观点。一旦抓住一个观点或者看法,就有可能一辈子都改不过来了,然后越陷越深,不能看清楚事实的真相。


名家的精要之处是“正名实”,就是“控名责实”,要核实和考察名称和概念的真实性。为什么太史公要强调名家的“控名责实”?


名家的学者们,讲究科学的逻辑思维,以事实为依据,一丝不苟地做学问。古人讲究考据,任何事物的辩论,都要有根有据,不能凭空捏造,这是古人的逻辑,跟我们现代科学和逻辑学讲求实证是一个意思。我们的祖先是讲究科学实证的,从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各种知识和学问,都讲究科学实证。例如,《周易》一书,彻底脱下了宗教的外衣,只是现代人读不懂,反而又把古圣先贤的智慧穿上了宗教的外衣。《论语》里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讨论怪力乱神的事情。孔子还说:“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圣人讲的警告的话,也是人类历史哲学的真理。一个时代衰落的时候,就会充满了怪力乱神的人和事情。如果仔细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就会明白都是讲的大科学,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有很多可以研究学习的地方。


我们继续从历史和《史记.孝武本纪》里去理解太史公这一段的意思。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时代,充满了各种招摇撞骗的假方士,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江湖骗子,或者叫做文化骗子。因为邹衍的阴阳五行的道术非常难学,他们学不通阴阳家的学术,所以那个时候一般的方士都是假方士,都在假借神仙的名义讨生活,欺骗帝王和社会上的人。汉武帝跟秦始皇一样,要想求长生不老,就非常相信这些假方士。司马迁是参加过汉武帝的封禅大典的,《史记.孝武本纪》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圭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这一段总结,是太史公的感慨,看了当时这些仪式,就知道自古以来迷信鬼神之说和行骗的人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现代社会,同样有各种各样的“假方士“和骗局,各行各业都有。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现代假方士“。现代人喜欢追名人,追明星,衣食住行都喜欢追名牌。但是,经济上的庞氏骗局,往往是一些名人或者所谓的商业精英搞出来的,只要挂一个名号,就好行骗。在物品方面,名不符实的例子也很多,现今世界上的假货多不胜数,鱼龙混杂,让人们真假难辨。


并不是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才迷信鬼神,我们现代人也要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怪力乱神“的想法。不论是相信宗教,还是相信属相,星座,风水师,营养师,或者各种专家和科学家,不论是什么行业,执迷地相信一种东西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是一种迷信。


什么时候能够让泡沫破灭,回归真实的生活?我们现在读《史记》,真是需要感谢太史公在2000多年前就指出“控名责实“的重要性。用现代人流行的语言讲,就是需要“打假”,凡事需要正名求实,摆事实,讲道理。在做人做事方面,需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实事求是,不能言过其实,不能吹牛乱说话。



浅谈《史记.论六家要旨》对现代生活的启发(完结篇)


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

​​论六家要旨以阴阳家开头,以道家作为结束,正应了“大道殊途而同归”,中国文化归根溯源的道理,也表达了太史公推崇中国传统文化道统的精神。司马迁说的道家并不是现代人理解的狭义的道教,而是指“黄老”,是黄帝到老子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统称为“道”。《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广义的道,是容纳百川,包括物质和精神,超越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诸子百家都是中国上古传统文化中道家的分脉。


我们上古的祖先观察自然而开始总结基本科学,有了自然科学的观察,就总结出了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八卦,五行,天干地支,二十八星宿,历法,24节气,日月行度,指南车,数学,医药等等。道家的经书本来就非常难懂,我们还是需要用“以经解经”的方法去理解太史公的论述,至少要先熟读《周易》和《道德经》的原文,才能理解正统的道家思想。太史公总结道家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其实也给我们留了一个方向和点睛之笔。让我们明白,道家的精髓本来就是最高的智慧,很难掌握,但是又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读太史公对于道家的精彩评论如下: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

老子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这是正统的道家修行的方法。道家从”无欲虚心“入门,做到”清心寡欲“,乃至”离情弃欲“,心无杂念而而纯净澄清,自然能够精神专一。


“动合无形”

“道”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道“只是一个代名词,可以包括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一切,这个不可见,不可得的”道“,只能在名相上讲一些概念和比喻,在用上去体会,因而让人摸不着门道,所以是”动合无形“,只有修道得道的人才会懂。


“赡足万物。”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万物都来源于“道”。这个“道”的自然法则养育了天地间的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道家之术,这里指精通传统道学的人,本事很大,懂得采用各家的长处和精华。道家的人懂得阴阳家的顺应自然的规律,采用儒家和墨家的长处,运用名家和法家的精要。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是做人做事很难的一点,就是古人常说的“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易经》包括五种学问:“理,象,数,通,变”。“理象数”是基本学问,代表事情的理论知识,现象分析和数理分析。这一部分要精通就已经很难。然后再到全部精通,才可能做到第四步“通”,就是融会贯通,各种知识学问都能够应用自如。最后才是“变”,要懂得变就是最难的。只有精通道家的人才懂得变。一般的人都是跟随潮流的变化随波逐流,道家的人在变以前就知道了。道家的人能够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做人做事都“无所不宜”,恰到好处,做事的方法简单明了而且容易操作,“事少而功多”,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两拨千斤”,像打太极拳一样,好像非常容易,并没有用很多的力气,但是却得到很高的成效。这就是道家的智慧,道家的人有非常精妙的筹划和安排,只是平常人看不出来门道而已。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汉武帝时期重用儒生,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神授“,整个社会风气也是这样。所以,太史公指出了当时儒家的弊病:“人主”就是君主或者领导人的意思,儒家学者推崇“君权神授“,把领导人的言行推崇为天下人的表率和榜样,领导人提倡什么,下面的人就附和什么,领导人先提出来意见和措施,下面的人跟随着指令去做。这样的情况,领导人越来越辛劳,下面的人却可以亡逸,就是失职而逃避责任。“逸”,失也,即亡逸。


《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君臣就是社会关系,包括所有社会关系里的上下级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太史公的意思了,是说当时儒家这样的主张,扩展到社会关系和做人做事的时候,也会把自己搞得越来越累,往往事倍而功半,花了很大的力气,却得不到应该的效果。


“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

道家的人就不一样了,懂得“大道”的精要之处,去掉贪欲,不故意玩弄手段和聪明,因为能够释怀而放下一切,清心寡欲,所以能够在做人做事上任运自如。这一段要借用老子的话来理解了,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今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春秋时期,老子已经看到社会变乱,很多人以仁义道德为口号,却做的欺世盗名,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老子强调要废除那些假仁假义,要老实规矩地做人才是真修道。


“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衰竭,身体劳累过度就会衰败,倘若身体和精神不断劳累纷扰,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我们还是尝试继续用《道德经》的原文来理解这一段的内容。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得道的圣人效法天地的法则,为而无为的原则,做人做事,如行云流水,理所当然,该做的事就要义不容辞,做完也不留丝毫痕迹。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就做完了事情,但是很难用言辞解释其中的奥妙。道家的理论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没有一个现成固定的做事的姿态和方法可以让人模仿,“无常形”,没有固定的形状,做事是无形无相的,让人摸不着头绪。因为有这样高明的智慧和修养,所以道家的圣人可以明白和精通万物的情状和道理。


“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这几句话包含了老子在道德经里的两层意思,即道的体和用,以及得道的圣人懂得做事的修养和方法。

《道德经》:“其上不徼,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道“不受形而上或者形而下的污染,是物质又不是物质,超越时空,无开始无结束,要迎接它也找不到从哪里开始,要追随它也无痕迹可寻。


《道德经》:“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是冲合谦虚永远没有满盈而无止境。


因此,道家的圣人有虚怀若谷,冲合谦虚的修养,一切都符合“道”,所以“不为物先“,永远不会争强好胜,”不为物后“,有无穷的智慧,生生不已,应用自如,所以同能生万物的宗主一样。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道德经》:“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要明白道在有无之间的奥妙。从内在的修养,到处事的哲学,也就是”内圣外王“的道理,有了出世之道,内在的修养,才会懂得怎样做入世的事业,怎样掌握分寸。《道德经》:“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所以得道的圣人可以“不朽“,可以天长地久,始终遵守因时而变的大道。


“虚者,道之常也;”

“虚“是修“道”的“常“,老子在《道德经》里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用佛法的名词来解释“常”,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因者,君之纲也;”

“因”就是第一因,宇宙万物的真理,“君”是”君子“的意思,就是圣人为人处事的纲纪。


“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群臣”不是指大臣,是遇到的任何人和事情,得道的圣人都能够恰如其分地安排明了。


“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言不由衷”的意思,“端,直也”,正直的意思;“窾,匿也”,藏匿的意思,指老鼠藏在洞里,也就是虚假的意思。如果大家都不去听,也不相信那些虚假而美丽的谎言,就不会有欺世盗名的骗子,“肖”是模仿的意思,“贤不肖自分”,真假自然能够分辨,事实黑白也自然显示出来,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这一句的意思,我们可以引用孟子的话来理解。《孟子.尽心篇》:“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讲每一步做人做事的学问和修养,从”可欲“开始,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才叫做善。如果学问修养没有达到可欲的境界,没有变成一种欲望和习惯,就没有达到”至善“的标准,也不能继续进步升华到光辉和圣人。《说文解字》:“用,可施行也。”得道的圣人随时随地都能达到至善的标准,做任何事情都符合道德,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情,什么事情都能够做成!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

因此,得道的圣人做人做事合乎大道的法则,大道的法则是什么呢?是“混混冥冥”,就是广博精深,“混,盛滿之流也。孟子曰。源泉混混。”“冥,窈也。”虚空渺茫,精妙深奥的意思。“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实现了功业,像日月一样光辉照耀天下,然后就销声匿迹,“功成身退”。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这里太史公讲的是道家关于生命的理论,人的生命要活着就有精神,还要依托一个身体。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人的身体如一部车子,装着“营”和”魄“这两个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心,即身体和精神。如果精神耗用过度就会衰竭,身体耗用过度就会损坏。生活的奔波忙碌,思想的纷杂混乱,不断消耗,不能够做到精神和身体“合抱为一”,持盈保泰,就会走向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身体和精神一旦分离开了就不能再复合,所以圣人懂得身心结合的重要性。从这个道理说明了,精神是生命的根本,身体是生命的依托。不懂得调养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自夸可以有办法治理天下,怎么可能呢!


清代主编四库全书的大儒纪晓岚为道家学术的评语:“综罗百代,博大精微”。按照我们古书中的记载,我们的文化应该至少是200万年以上,从三皇(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开始,然后到伏羲,神农,和五帝(黄帝到唐尧虞舜)。孔子重视考据,所以从尧典开始整理记录历史,司马迁就把尧典以前从黄帝开始的历史都补齐了。《史记.五帝本纪》里有五帝的资料:“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唐尧虞舜之后,就是夏商周三代,然后到春秋战国。道家上古的文献,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河图和洛书,易有三易:《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因为《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原本已经找不到了,分散到民间的各类书籍里面。因此流传到现在的原本是《周易》,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易经》。“易更三圣”,我们现在读的《周易》,是包含了周文王,周公和孔子的注解。《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根,宇宙和人世间的道理都跳不出易经的法则。


后世的道教尊老子为道教的教主。后人习惯说老庄,就是老子和庄子。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传承。老子西出函谷关,碰上了尹喜,尹喜请老子传道,所以留下一本5千字的《道德经》,后来尹喜传道给壶子,壶子传给列子,列子留下了一本《列子》,就是《冲虚经》,列子传道给庄子,庄子留下一本《庄子》,就是《南华经》。从上古文献到现代《中华道藏》,收集了道家经典1500多种书籍,5500多卷,约6000余万字,很少有人能够全部阅读完。如果不能全部读完,也希望以后的年轻人能够遵循“大道“的原则,返本溯源,从原始经典开始阅读,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理解和感悟。


不论是老子还是孔子,都是重视道德的价值。道是德之体,德是道的用。只是远古时期的民风淳朴,自然有道德,就不需要强调道德。大道的精神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不需要人为的雕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不需要再效法什么东西,自然而然,本来如此。在《列子》里有一段黄帝梦游华胥国的故事,一个人间天堂的理想国度,就是人类追求幸福圆满的象征。太史公对传统道学的推崇,同样表达了对美好和谐社会的憧憬和向往。


司马迁在自序里面有两句话:“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史记》写完以后,司马迁知道,身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当时的人并不见得看得懂,所以司马迁说把这本书藏在山洞里,留给后人读,百年千年以后,总会有聪明人懂的。佛说:“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孔子在《易经.系辞》里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每一个人对于“道”的理解都不一样,每个人每天都在用,但是却不懂得这个“道”。


以前有一个朋友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没有办法用一句话做一个总结。其实我们的祖先已经留给我们一句总结的话,这一句话是尧传给舜,舜又传给大禹,就是中华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华文化的精髓和高明之处正是可以收放自如,可多可少,可大可小,可以博大也可以精微,可以归纳总结,也可以无限发挥,万变不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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